作者：程焕文，原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

摘要：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总计3万余件，绝大部分为1927年顾颉刚先生赴江浙所采购，具有重要的实物史料价值、文物考古价值和艺术参考价值。1920年代末期，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图书馆曾对这批碑帖做过初步登记整理，其后因战乱等多种原因，辗转各地，偶有坏损。虽颇受学界关注，但长期束之高阁，难以得见。2000年以来，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中山大学图书馆开始招募碑帖整理人才，购买数字化设备，重新清点登记，修复保护，整理编目，电子扫描和编辑出版，以公诸同好，嘉惠学林。

五、修复整理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数量可观，但状况恶劣，修复整理甚为困难，加上因为各种原因中山大学图书馆又缺乏碑帖修复整理的专门人才，修复整理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中山大学图书馆仍然迎难而上展开了全面的碑帖修复整理工作：

（一）延揽人才

修复整理碑帖，人才是关键。在专门人才匮乏的情况下，中山大学图书馆在调配2人专门从事碑帖整理工作的基础上，于2001年选派2人赴上海图书馆学习古籍与碑帖修复技术，于2002年派遣图书馆副馆长林明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Texas atAustin）图书馆学信息学研究生院古籍保护与保存中心访问进修一年，专攻西文古籍的修复与保护技术，是为我国图书馆界派员赴外国研习古籍修复与保护之开端。从2003年春季起，启动特别程序聘请古籍整理专家、原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韩锡铎先生和古籍修复专家、原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部副主任潘美娣女士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全职特聘专家，聘请字画装裱技师李景文到馆任职，一边参加图书馆的古籍与碑帖修复整理工作，一边以“传、帮、带”的方式为图书馆培训古籍与碑帖修复整理人才。2004年，中山大学图书馆总馆改扩建工程竣工后，中山大学图书馆在特藏部设立了专门的古籍修复室。其后，以引进特殊技术人才的方式，先后招聘古籍碑帖修补技工多人，并聘请碑帖鉴定整理专家、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施安昌先生为特聘专家，指导碑帖鉴定整理工作。图书馆先后参与碑帖整理工作者，计有李庆涛、钟稚鸥、丁春华、李卓、王蕾等人，一代新人正在成长。与此同时，积极开展与国际古籍修复与保护界的交流与合作，先后从美国、德国、荷兰等国家的多个古籍修复保护机构聘请多批国际知名的古籍修复与保护专家来中山大学访问讲学，连年免费开办面向全国（包括港澳）为期2周至1个月的各类古籍保存与保护的专业培训班，受训馆员近两百人次，既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全国各地图书馆培养了一批西文古籍修复与保护的专门人才，又开创了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中西结合的先河。因此，中山大学图书馆亦成为我国西文古籍修复与保护的惟一教育培训基地。

（二）清点保管

原有碑帖均装在专用纸封套中，且已按序号捆扎，基本上可依照过去的碑帖登记本（初编草目）进行核对清点。经过数年的努力，现存的已编入初编草目的碑帖和未编入初编草目以及朝代不清者，已大致清点完毕，尚有相当部分不宜触动的碑帖没有清点。清点修复后的碑帖已采用脱酸纸板保护，置于新的碑帖柜中妥善保存。

（三）修复托裱

碑帖之修复需特别小心谨慎，绝不可轻率行事，否则无异于破坏。为此，中山大学图书馆制定了碑帖修复的基本原则：（1）修旧如旧，力图恢复原貌； （2）氧化酥脆与霉烂板结的碑帖暂不修复，待购置专门设备和聘请资深专家后再行修复； （3）有虫蛀、破损或折裂的碑帖先予以修补，然后再进行简单的托裱； （4）整幅的碑帖绝不剪裱。迄今为止，已修复托裱碑帖数千张。

（四）编目整理

鉴于原有的碑帖登记本（初编草目）在碑帖著录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著录过于简单，如全部拓片均未著录传拓的时代，石刻的出土地点与时代，石刻的撰、书、刻人，石刻的书体、尺寸等；二是有相当错谬，如拓本题名不准确、不统一，复本两录或错成他碑，伪刻当原刻等；三是排序杂乱，难于检索。为此，中山大学图书馆拟订了碑帖整理的基本程序：

（1）对原初编过的碑帖进行清理、排序、清点、列出缺失清单。

（2）对原初编过的碑帖进行鉴定、编目，并重新编列馆藏序号（保留原号作参考）。

（3）对未整理过的碑帖进行清理、鉴定、编目。

（4）在对碑帖初步鉴定的基础上，聘请专家鉴定评级。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编的《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中文拓片部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中文拓片部分）》，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拓片著录事项，初步拟订了中山大学图书馆石刻拓本著录项目，并制定了专门的“拓本编目工作单”，其著录项目包括：

（1）题名项：包括典藏号、题名。

（2）刻石项：包括刻石年代、藏石地点、书体、责任者、附刻等。

（3）版本项：包括拓本年代、拓片尺寸、拓片数量、现存状况。

（4）附记项：包括版本说明、其他题名、相关记载、印鉴、题记、题签等。

迄今为止，中山大学图书馆按朝代顺序由远及近已经完成多个朝代碑帖的编目任务。

（五）数字化利用

200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曾确定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主持“中文拓片数据库”项目，中山大学图书馆曾表示愿意参与此项目的建设工作。2000年7月，中山大学图书馆派员赴北京，参加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有13家单位参加的“中文古代拓片文献数据库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曾拟定了中国大陆方面计划实施的该数据库的收录范围、著录项目、分类方法等。其后，由于诸多原因，该项目未能如愿进行。尽管如此，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碑帖数字化工作一直没有停止。2003年，中山大学图书馆购置了近百万元的馆藏碑帖数字化设备，包括：普通平面数字扫描仪2台，大幅面数字扫描仪（120 cm×200 cm） 1台，大幅面真空吸附台（120 cm×200 cm）1张等。迄今已扫描馆藏碑帖数千张，碑帖数字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以数字化形式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全面公之于世已指日可待。

六、编辑出版

2008年4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中山大学图书馆成为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51个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一。2009年12月，经文化部批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12家古籍收藏单位被确定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中山大学图书馆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独一无二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主要承担高校系统和华南地区古籍修复的组织、策划、指导和实施工作，并与其他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共同承担国家珍贵古籍的修复任务。经过多年的建设，如今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的实验室面积达500平方米，已经成为集古籍修复、字画装裱、人员培训、科学实验和学术研究为一体，国内一流、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古籍修复实验室。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保存与保护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馆藏碑帖是中山大学图书馆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公布与公开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馆藏碑帖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光荣职责。10年前，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启动馆藏碑帖修复整理工作时就已经确立了馆藏碑帖整理与利用的基本原则：一边修复整理，一边建立专门的馆藏碑帖网站，逐步将数字化的馆藏碑帖公之于众，并通过与出版社的合作，陆续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碑帖印刷出版，藏宝于民，嘉惠学林。

自2010年起，中山大学图书馆将以《历代珍稀石刻拓片》为题名，分卷分期陆续出版馆藏碑帖。第一期出版的《历代珍稀石刻拓片》（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将是80多年来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的第一次公开，共收录碑帖686种，其中秦5种，汉66种，三国6种，魏晋20种，南北朝589种，刻石年代上起公元前3世纪，下至公元6世纪，涵盖刻石、摩崖、碑记、造像、墓铭、砖铭等多种类型，是研究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历史和文化的重要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书画艺术价值，其中特别值得记述的有如下三类极为珍贵的碑帖：

其一，珍稀拓本近60种，包括部分稀见拓本和部分具有重要收藏价值的名家钤印拓本。在三万八千余张馆藏拓片中，珍稀拓本及有名家印鉴题记者均不在少数。《历代珍稀石刻拓片》收录了钤有陈介祺“簠齋藏古”、“君子磚館藏磚”印的拓本9种、顾燮光“鼎梅审定”拓本12种；另有在现有资料下查无记录者31种，对今后石刻及拓片的发掘、整理与修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收录了原石已毁于地震的拓本一种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石拓本2种。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石刻，为1928年商承祚先生自北京购买，计20余种。当年运抵学校后雇工精拓，现存碑石多已严重损坏。在这种情况下，这批拓片更显弥足珍贵。

其二，匋斋藏石。清末著名金石学家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曾任湖北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是20世纪初最负盛名的收藏家之一，也是私家藏石著录碑文的第一人，著有《匋斋吉金录》、《匋斋藏石记》、《匋斋藏砖记》等金石著作。《匋斋藏石记》44卷，所录均为端方所藏之碑刻、造像记等拓片，始于汉代，止于明代，共600余件，仿《金石萃编》例，录释文于前，后附考订，详载原物之尺度，并附有《匋斋藏瓦记》2卷。端方从政之余，醉心于碑帖收藏，曾言：“余少嗜此业，自为京朝官及杖节方州，盖尝物色，夐求自诡，以实验为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争以归余，其旧者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搜罗，得之既以吉金影摹付印，复取藏石略及若干”。“余每有一墨本，即有一石，非所藏者不入，为此例既开，后必有继之者，然亦非好而有力不能得此，余既得此，时取打本与原石较其点画以为至乐。庄生云：‘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余尚未能遽忘蹄筌，姑图鱼兔之形出以饷世。读者必欲按图索骥，则余举石以对，亦汉人实事求是之学也。”由此可见，端方收藏与考证碑帖之严谨精当。1911年9月，端方逝后，碑帖除少部分可知下落或损毁者，大部分已下落不明。有鉴于此，匋斋藏石拓片对于寻找这批藏石和相关研究颇为重要。这些拓片多零散分布于各藏馆与个人处，大量收藏者可谓凤毛麟角，中山大学图书馆即是少数几个大量收藏此类碑帖的单位之一。《历代珍稀石刻拓片》（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共收录《匋斋藏石记》所载藏石的拓片110种，约占《匋斋藏石记》的1/6。这部分拓片以造像最多最精，墓志、碑石次之，内容包括释道造像、墓志、神道碑等等，具有重要的宗教、艺术、文化等价值；其拓工之精良，图像之精美，内容之广阔，非一般造像拓片可比。如《法义兄弟等二百人造像碑》，拓片纵近一米半，宽近一米，碑石上锐中阔下狭，略作椭圆形；线刻佛像画，人物众多，图像复杂，可谓上佳之品。其中亦不乏较匋斋藏石拓本时间更早的拓片，可与匋斋藏石互校，以补错谬。如《乐天佑廿人等造塔记》，《匋斋藏石记》记为《乐天佑等造塔记残石》与《张畅之等造像姓名残记》两石，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拓本为同一造像，中间有裂痕，据此可判断《匋斋藏石记》所记两石实为一石，后断裂为二。

其三，龙门石刻。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时，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北宋诸朝，历时数百年，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刻艺术宝库，因其造像记、碑刻题记数量之多位居中国各大石窟之首，素有“古碑林”之盛誉，其中从北魏造像记中精选出来的“龙门二十品”，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是魏碑体的典范。康有为在所著《广艺舟双楫》卷4《十六宗》中即认为“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并称赞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历代珍稀石刻拓片》收录的167种龙门石刻，多为北魏造像记（126种），包含了“龙门二十品”中的十五品，乃北魏书法艺术之极品。

中山大学图书馆整理的《历代珍稀石刻拓片》将采用精制宣纸单面印刷，并置之于纸袋和函匣之中，古香古色，既不失碑帖原貌之神韵，亦颇有益于收藏者鉴赏和传世，大可公诸同好，嘉惠学林。

原文连接：http://blog.163.com/bj_gujibaohu@126/blog/static/1329117432012116112726826/